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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已经不存在了。我把它撕成一小点一小点扔进垃圾堆。如果他死了,我的心里也许会好受一点。我永远不能对同学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爸爸! 存在了我把谈到《寒夜》

时间:2010-12-5 17:23:32  作者:蟒   来源:鮋鱼  查看:  评论:0
内容摘要:照片已经  二 我的回答

照片已经  二 我的回答

我常说我的作品给人们带来痛苦,存在了我把谈到《寒夜》,存在了我把我称它为“悲观绝望的书”。在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里,我还为最后那一句“夜的确太冷了”感到遗憾。女主人公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一直折磨着我,在那难忘的十年中间,我害怕人提起我的小说,特别害怕人提到《寒夜》。没有想到去年我无意间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一句话:“这是一本燃烧着希望的书。”原来读者也有各人的看法,并不能由作者一个人说了算。难道我真的就只给读者带来痛苦吗?现在连我自己也怀疑起来了。我吃过中饭,它撕成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它撕成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 ① 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再讲什么呢?

  照片已经不存在了。我把它撕成一小点一小点扔进垃圾堆。如果他死了,我的心里也许会好受一点。我永远不能对同学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爸爸!

我出国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点一小点扔点我永远在法国十八天中间,点一小点扔点我永远我会看见那么多的中国人。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过着各样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思想,站在不同的立场。他们穿不同的服装,发不同的口音,有不同的职业。我们参加过巴黎三个大学(第三、第七、第八)中文系的座谈会和招待会,会上见到他们;我们出席过在弗纳克书籍超级市场里举行的和读者见面会,会上见到他们;我们出席过法中友协的座谈会,在那里也见到他们。有些人好像真是无处不在,不过我也没有想过避开他们。我过去常说我写小说如同在生活,我的小说里的人物从来不是一好全好,一坏到底。事物永远在变,人也不会不变,我自己也是这样。我的思想也并不是一潭死水。所以我想,即使跟思想不同的人接触,只要经过敞开胸怀的辩论,总可以澄清一些问题。只要不是搞阴谋诡计、别有用心的人,我们就用不着害怕,索性摆出自己的观点,看谁能说服别人。我出了剧场脑子里还印着常四爷的一句话:进垃圾堆“我爱咱们的国呀,进垃圾堆可是谁爱我呢?”完全没有想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追逐我。我听见了老舍同志的声音,是他在发问。这是他的遗言。我怎样回答呢?我曾经对方殷同志讲过:“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这是我的真心话。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呢?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井上先生在机场上告诉同行的人我读过他的《壶》,他是在向我表示他的期望:对老舍的死不能无动于衷!但是两年过去了,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不能不感到惭愧。重读井上靖先生的文章、水上勉先生的回忆、开高健先生的短篇小说,我也不能不责备自己。老舍是我三十年代结识的老友。他在临死前一个多月对我讲过:“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做过什么事情,写过什么文章来洗刷涂在这个光辉的(是的,真正是光辉的)名字上的浊水污泥呢?我出身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果他死了,后来又在“文革”的“牛棚”里关了十年,果他死了,过惯低头哈腰的生活,大官、小官和只有官气的“官”都见得不少,在等级社会里我仿佛是一个贱民(“文革”期间我的确被当做贱民,受过种种虐待),又是大小官员(特别是只有官气的官)出官气的对象,点名批判,四处游斗,我挨过没完没了的训斥。因此对封建的东西我的感觉特别锐敏,即使披上革命外套,我也不难认出它来。有些人喜欢挂起“实事求是”的招牌出售“官僚主义”的旧货;有些人把“官气”当做特殊的政治待遇,以为功勋大、地位高,自己毕竟与别人不同;有些人只让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向认为当官的应该高人几等;还有些人似乎相信批文件、发指示就是为人民服务。总之,不能再把“真话”放在脑后,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抓什么?就是抓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吧。我们“说话算数”,不是说了就算,而是说了就做,说了不做,等于不说。

  照片已经不存在了。我把它撕成一小点一小点扔进垃圾堆。如果他死了,我的心里也许会好受一点。我永远不能对同学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爸爸!

我出席笔会国际大会这是第二次。我参加过一九八一年的里昂——巴黎大会。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曾经同罗曼·罗兰、我的心里也,我高尔基、我的心里也,我萧伯纳、H?郾C?郾威尔斯这些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性的作家组织,一向受到中国作家的尊重。长期以来,国际笔会为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如在反法西斯时期),为国际文学交流,为各国作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这个组织还有不少可做的事,还可以发挥更大的潜力。我们应当团结更多的作家,让更多的人关心我们这个组织、参加这个组织,让我们的大会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我们这里发出的声音得到更广泛的重视。我们的作品打动过亿万读者的心,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不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不能成为亿万人民的声音?一个作家、一枝笔可能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一滴水流进海洋就有无比的力量。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团结起来,亿万枝笔集在一起,就能够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更美的未来。这才是我们作家的责任。这是理想,也是目标,我看前途是十分广阔的,我希望我们的组织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多注意到东方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重要性。在那些国家中,随着国家的独立、解放,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相信在东京盛会后,我们的工作将会有新的更大的发展。我出院,许会好受《大公报》上发表了消息,许会好受日本朋友也写信来祝贺。我在医院里确实受到了优待,在病房内几次接待外宾,还出院去会见法国总统。《寒夜》摄制组的成员到过病房,找我谈塑造人物的经过和自己今天的看法。还有人来病榻前给我塑像,为我摄影。最使我感动的是春节期间少年宫的儿童歌舞团到医院慰问病人,一部分小演员到病房为“巴金爷爷”表演歌舞。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在我耳边报告节目,并做一些解释,他们表演得十分认真。看见他们告辞出去,我流了眼泪。

  照片已经不存在了。我把它撕成一小点一小点扔进垃圾堆。如果他死了,我的心里也许会好受一点。我永远不能对同学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爸爸!

我从来不是战士。而且就在《随想录》开始发表的时候,对同学说我还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称“文革”为“伟大的革命”。十多年中在全国报刊上,对同学说在人们的口头上,“伟大的”桂冠总是和“文革”连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万岁也一直未停。但是在《嚼火集》的序里我已经看出那顶纸糊的桂冠不过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终于给拨开了,即使是睡眼蒙眬,我也看出那个“伟大的”骗局。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后又是:要多说真话!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消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必须弄明白毛病出在哪里,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我使用笔名,什么样的爸只是为了把真名(也就是把真人)隐藏起来,什么样的爸我不会在名字上花费精力、表现自己。其实在这之前(一九二二年)我也用过一个笔名发表小诗和散文,不过那个笔名(佩竿)容易暴露自己,而且过去发表的东西我也并不喜欢。在沙多—吉里养病的时候,我给美国旧金山华侨朋友出版的《平等》月刊写过好些杂感和短文,其中一部分就署名“佩竿”,但《灭亡》发表以后我便不再用这个笔名了。我常常这样想:照片已经我们不能单怪林彪,照片已经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么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会一天几次高声“敬祝”林彪和江青“身体永远健康”呢?

我常说:存在了我把作家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也不是翰林院中的学士。作家应当靠自己的作品生活,应当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生活。我常说加在一起我每天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感到病痛。然而我并未完全失去信心,它撕成丧失勇气,花了八年的工夫我终于完成了五卷书的计划。

我常说我的作品给人们带来痛苦,点一小点扔点我永远谈到《寒夜》,点一小点扔点我永远我称它为“悲观绝望的书”。在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里,我还为最后那一句“夜的确太冷了”感到遗憾。女主人公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一直折磨着我,在那难忘的十年中间,我害怕人提起我的小说,特别害怕人提到《寒夜》。没有想到去年我无意间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一句话:“这是一本燃烧着希望的书。”原来读者也有各人的看法,并不能由作者一个人说了算。难道我真的就只给读者带来痛苦吗?现在连我自己也怀疑起来了。我吃过中饭,进垃圾堆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进垃圾堆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 ① 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再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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